陶行知与马思聪

发布时间: 访问次数:135次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从小培养具有各方面才能的少年儿童,1939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并聘请抗战时期聚集在重庆大后方的知名专家学者任教,育才音乐组的首任组主任为作曲家贺绿汀。1941年皖南事变后,贺先生去了解放区,师资发生困难,当时中华交响乐团位于重庆江北观音桥,接任组主任的李凌先生为让学生们便于求教,学孟母三迁,把音乐组搬到观音桥。教师有小提琴家黎国荃,钢琴家巫一舟,作曲家、小号演奏家夏之秋,大提琴家丁孚祥等。

 

音乐组所在地是位于一小臭河沟旁一个已废弃的硝牛皮的作坊,面积约有80平方米,用竹子支撑起的茅草的顶子,四周空旷无墙。音乐组搬去以前,学校找了两名工人加上我和两个大同学一起,用竹篱笆抹上稻草和泥为墙,隔成两大三小房,两间做教室,小的做伙房,门窗也极简陋,冬天风雪可以灌进屋子里。另搭了两间约8平米的草房做琴房,用来上课和练习钢琴。当时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非常艰苦,但同学们能学到音乐知识和技能也是很愉快的。

暂住音乐组

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思聪先生离开香港回到广东乡下,不久,日寇侵略者已占领广州,大批文化人由湘桂铁路撤退到昆明、重庆等地,赵风、李凌同志知道了马思聪在大撤退中的困境,便通过“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委员会”给予救助。

1945年2月,马先生一家四口颠沛流离到重庆,生活拮据,经李凌和陶校长商量后,请马先生一家暂住到音乐组。我们腾出不到10平米的一间房,一边是教室,一边是伙房中间的一间房给他们夫妇住,另一家属带一孩子则住在女生宿舍里。他们那间房

只能放下一个木板床和一个小桌子,他那宝贵的小提琴也只好放在小桌子上……他和音乐组的同学一样,吃带谷子、沙粒的饭,给幼小的孩子买点面食、饼干。

马先生搬去以后,除外出访友,找工作外,不忘每天的小提琴练习,我们安排夫人王慕理女士每天有两小时的练琴时间,她有时为马先生伴奏。记得主要的曲目有门德尔松的e小调协奏曲,萨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等名曲,还有他自己的作品《思乡曲》、《塞外舞曲》、《西藏音诗》等……在战时首都重庆那样落后的音乐文化环境中,又在那荒凉的小山沟里,每天回荡着世界上最优美动人的音乐,真令我们年轻的学生陶醉,仰慕……

隔墙伴奏

马先生每天下午在简陋的茅草房里练琴,他的琴声几乎毫无阻挡地穿透出来。我们常常坐在他隔壁的教室里听他练琴。他先练练基本功——音阶,琶音和帕格尼尼的几首高难度练习曲,如“魔鬼的颤音”及E大调双音练习曲等。然后练习他自己的作品,为开独奏会做准备。

有一天下午,马先生在房内拉起贝多芬著名的《克洛采奏鸣曲》,当时我正从黎国荃老师那里借到我特别喜欢的这首乐曲的钢琴谱,但钢琴部分是很难弹的,我练了些时日以,听到马先生独自演奏,我便情不自禁地在隔墙室的钢琴上,随着他的琴声给他合起伴奏来,马先生发觉后便走进教室来与我一起合奏了一段,引起同学们的好笑。

马先生还主动教我们的同学杨秉孙(后来成为我国的小提琴家),我们到他屋里,他给我们看帕格尼尼的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乐谱,给我们演奏他认为最难的一首“带有双音泛音”的练习曲,使我们大开眼界,才知道小提琴的技术是多么高深!

选送学生去法国

马思聪先生暂住育才音乐组期间,发现有几个很有音乐才能的学生,但为当时国内条件所限,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马先生因是从法国留学归来,和当时在重庆的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有联系,便向陶行知校长建议选拔几名优秀学生去法国巴黎学习,陶校长欣然同意。

选了我和杜鸣心,杨秉孙,熊克炎,和郭惠英五人,通知我们积极准备专业,待请法国大使馆的官员面听,又由学校派一位懂法语的老师教我们最基础的法语,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加紧学习准备,梦想有一天我们可以去巴黎深造……两个多月后,一天下午,马思聪,黎国荃两位小提琴家带领我们五名同学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寓所应试,客厅里摆有一架立式钢琴,稍坐片刻后,马先生让我们先后弹了钢琴,拉了小提琴给法国朋友听,他听后表示很满意,答应向法国音乐院联系后再告知。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得知因为当时欧战刚结束,

法国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元气来,无力接受中国学生去巴黎学习,此事便告吹了!尽管我们未能出国,但马思聪先生培养音乐人才的一片苦心,仍令我终身铭记在心!

1946年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先生为筹备育才迁往上海,并计划办“育才音乐院”,已拟有包括马思聪先生为首的筹备委员会名单。不幸陶行知校长在上海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喊,被国民党反动派定为第三名暗杀对象,陶行知无所畏惧,在加紧整理自己的文稿时,过劳过累而突因脑溢血逝世!这是育才师生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马思聪与陶行知的这一段往事或许鲜为人知,我这里写下来作为纪念这两位文化伟人!

——陈贻鑫